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12月21日，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围绕新发展阶段下更好实施需求侧管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话题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

在宏观经济领域，刘培林认为要将供给和需求统筹考虑，促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优化投资结构，通过提高居民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为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要增强我国对财富的吸引力。他认为，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化力量引导的要素流动在缩小人际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差距方面的重要性。

在中信出版集团《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中，刘培林以“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为题，对我国新阶段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信出版集团《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刘培林认为，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最显著特征并非仅仅是需求受到冲击，而是叠加了发达国家高技术出口限制骤然严格且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所导致的供给断链风险。”虽然美国政府更迭后，这个风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但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必须应对好。刘培林表示，为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供给不断链；同时，围绕释放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中的设备投资潜力，围绕提高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改善需求侧管理。刘培林提出，要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就要通过为人民群众提供稳定的预期提高我国对于财富的吸引力。这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进而带动投资、消费等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促进设备投资，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为什么近期中央强调对需求侧的管理？

刘培林：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还是今后的主线。要明确的是，注重需求侧管理不是主线，虽然要重视需求侧管理。

回顾我国管理宏观经济、应对各种冲击的历史，其实一直就高度重视总需求管理。以前我们讨论过要不要“保8”，其实就是一种总需求管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主要应对思路也是扩内需。所以，事实上需求管理说了很多年了。比较起来，倒是近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上是新的宏观管理安排。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需求侧管理，应该放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为什么在现在的背景下再提需求侧管理？我理解，这首先是和新发展格局密切相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11月25日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指出，从供求双方看，中国具备实现内部大循环、促进内外双循环的诸多条件。刘鹤认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可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也就是说，我国虽然有巨大的需求潜力，但需要通过需求侧管理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这意味着不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百姓的高品质生活也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障碍。这个和百姓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会和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通过需求侧管理，更好满足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既是释放需求潜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也是更好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

澎湃新闻：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需求侧管理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国经济目前在需求侧主要的痛点和堵点在哪？如何解决？怎么理解“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

刘培林：我觉得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需求的总量要提上去；再一个就是需求的结构要优化，要和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两个问题也是交织在一起的。

需求侧的痛点难点，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来看。

在投资方面，我认为未来投资结构会有较大的变化。投资主要由房地产、基础设施、设备三大类构成。过去一段时间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短期内爆发式增长。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这两方面的投资饱和度已经较高，未来虽然仍然有一定空间，但空间已经比较小了。

在我看来，将来我国设备投资的增长空间还很可观。根据我们和世界银行合作的研究报告，我国目前人均基础设施（包括房产、道路等）资本存量水平，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已经不低；但如果比较中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设备资本存量水平，则我国还有可观的增长空间。

今后我国的设备投资，应该是建立在技术升级基础上的，是基于生产率提升基础上的投资。我国要走向现代化，必然需要更先进的设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都是如此。当然，在今后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中的设备投资，应该主要以市场引导为主，才能避免形成严重产能过剩。

在消费需求方面，首先政府要通过监管手段提升消费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些措施是能够释放一部分消费需求的。此外，释放需求潜力更主要的措施，则是扩大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支付能力怎么来？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要提高生产率，第二个就是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老百姓都愿意买好东西，你不用教他，他只要有钱自然会买好东西。所以重要的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率和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自然会带来消费升级。有了这个前提，政府需要做的是要提供一个好的消费环境，保证消费品质量。

刘培林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十四五”末迈进高收入国家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提升支付能力，我国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大批中等收入群体和更加富裕的群体，你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一文中对于如何增强我国对财富的吸引力也进行了阐述。重视高净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刘培林：许多专家都提出，2035年前后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在现在基础上实现倍增，大家经常说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中国有约4亿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要有8亿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8亿人不是说“挤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低门槛”处，而是人数翻倍以后整体的收入水平还要进一步往上移。就是不仅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的扩大，还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给定目前绝大部分就业在民营部门的客观现实，未来中等收入群体和更加富裕群体的增量，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来自民营部门。为此，需要围绕稳定人民群众的预期、保护合法财产，深化改革，健全法治。

这样做，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在国别间吸引投资的竞争中不丧失自身优势的内在需要。根据非亚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转移报告》，2018年我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2008至2018年我国私人总财富增长了130%，增幅居全球之首。

但是，仅2018年一年，我国高净值人士净流出数量占比为2%，虽然从占比上不是全球最高的，但涉及的人数为1.5万，从流出的绝对数量看位居全球之首。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要把在我们国土上产生的财富的大部分留下来，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高净值人士的流向，主要取决于财产安全性，以及税负尤其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高低。新加坡2004年就颁布了《商业信托法》(（Business Trust Act)。目前，有20家商业信托机构依据该法而成立。这些信托机构为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财富，包括来自我国的财富。其他的高净值人士净入国，无不具有周详而严格的财产保护法律制度。

因此，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要考虑对于高净值人士的财产安全性，从法律上比其他国家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加大对他们的吸引力。

澎湃新闻：如何平衡高净值人士增加可能带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的问题？

刘培林：我的看法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最终是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倍增，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当中会产生一大批高净值人士，这样的格局与目前相比，收入差距有很大可能性会缩小而不是扩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些群体能够带来很多财富、但会拉大一些收入差距的话，这也应该是我们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代价。我们强调的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富裕。此外，还要看到，我们还可以通过再分配手段加以调节。

展望未来，如果中国政策很好，以至于美国、瑞士、新加坡等等发达国家的高净值人士都争先恐后到中国来生活，一定会带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他们来和他们不来相比，一定会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但我个人认为，我们显然不能为了不拉大收入差距，就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将他们拒之门外，实际上也就把很大一部分的投资、消费乃至技术、产业和就业机会拒之门外。

依然以新加坡举例，2013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星展银行举办的“亚洲洞察”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经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让10位10亿富翁迁入新加坡并在这里建立基地。这里的基尼系数一定会恶化，但我认为新加坡将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将带来企业、带来机会，他们将开设更多门店，他们将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澎湃新闻：我国“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如何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前景？

刘培林：世界银行依据全球各国（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低，将各国（地区）划分成四个类别：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按照最新的新标准，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535美元的国家，就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

这个12535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一个更具象的含义是什么？1989年世界银行划定各国发展水平的分类标准时，是以彼时工业化国家中收入最低的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爱尔兰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作为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当时是6000美元。当年的人均6000美元和全球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比，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

后来在物价等因素影响下，今天这个标准提高到12535美元。但是，由于1989年以来全球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当年划定的高收入门槛线演变到今天，和全球平均水平的比值是多少呢？降低到了1.08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从1989年相当于全球平均国民收入水平的1.8倍降到2019年的1.08倍。

今后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动，高收入门槛线还会相应调整，但大体而言，它今天已经和全球平均收入水平没有多大差异了。所以我们说的中国十四五末跨入高收入行列，实际的含义大体就是中国届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1.1倍左右。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1万多美元了，大约相当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83%。如果说跨入高收入行列是一份满分100分的考卷的话，中国已经得了83分，还剩17分。

综合考虑我国生产率增长、物价水平、汇率变动等因素，如果不出现大的反复，我国应该可以在“十四五”末甚至更早的时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过去以后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约有11.6亿人，中国如果把14亿人带到高收入行列，就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翻了一倍还多。

当然，也要认识到，届时我国虽然跨进了高收入国家门槛，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最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收入国家当中偏低的位置，仍需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改革等手段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都市圈发展“大集中、小分散”

澎湃新闻：您长期研究区域经济和发展战略，都市圈在我国下一阶段区域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培林：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国土空间上的分布格局的演变，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第一阶段是农村人口就近、分散的低技术的工业化；第二阶段是大量人口在广大国土空间上长距离流动、就业和迁徙，这对应于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劳动力跨省流动；目前加入了第三阶段，人口和产业活动以城城流动、向大城市集中为主。

第三阶段上，城市群将成为主要和重要的人口聚集地，具体来说，东部会形成城市绵延带，城市群，中西部地区则会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地区形成一些点状的城市群，如关中平原、成渝地区、武汉周边、湖南的长株潭、新疆天山北坡等。所以说，未来沿海的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区以及沿大江大河的城市群，将成为未来积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地区。这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广大国土空间上的“大集中”。

“大集中”的同时，要看到，来到大城市群的人并不是都要到大城市的二环以内，在以大城市的中心一小时公交通勤范围内看，则应该是相对分散的。这形成了所谓“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点，大城市核心区人口会有所疏散，一小时公交通行圈内会吸收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活动。

澎湃新闻：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市化”，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南强北弱”的区域经济分化加重？

刘培林：这个事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如果说有一定程度的南北分化的话，我觉得这也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不同时代主导技术和产业更迭、升级而呈现出来的一种新特点，一定程度它就是不可避免的。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总盘子扩大，从来都伴随着地区间经济规模的消长，一个时期是一种“平衡”，过一段被打破，形成新的“平衡”。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一个是市场化力量导致的要素流动，再一个是不同阶段主导产业更迭升级。

过去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以重工业发展成为我国地位举足轻重的区域；本世纪初经济高增长阶段，山西、内蒙、陕西等地也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我国经济高增长极。到今天我国发展阶段改变了，要追求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要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主导产业会升级，强调高附加值、低消耗。北方这些资源性省份经济相对意义上滑坡，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不可避免的。

已经形成了南强北弱这种局面，接下来怎么办？北方地区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等方面入手，实现创新发展。但是也要认识到，北方地区的发展，虽然态度上应该只争朝夕，但实际步骤上，也要对问题解决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早期工业化发源地在后来相对衰落的问题，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区、美国五大湖地区的铁锈地带。这些地区的艰难转型用时不短，有的今天仍然没有见到明显效果。我们国家政府的执行力强，在推动这类地区转型升级方面，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优势，但也要顺应规律，不能着眼于促进这些地区的“地”地发展，而应着眼于促进这些地区的“人”的发展，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帮助他们流动到机会更多的地方，主要依靠在人的流动中解决问题。